金榜国际娱乐代理|李荣融:从国企厂长到国资委主任的改革征途 | 逝者

【时间: 2020-01-10 18:00:36】【字号:

金榜国际娱乐代理|李荣融:从国企厂长到国资委主任的改革征途 | 逝者

金榜国际娱乐代理,李荣融(2010年1月)。图/中新

文 | 《财经》记者 施智梁

2019年12月21日,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去世。这个名字对于现在很多人应当是陌生的,年轻一代已经不太知道这位75岁老人此前的经历,当天网络上的热搜内容,是一名女演员发红包、一名男演员换头像。

在了解他经历的人看来,他走得有点寂寥。今年3月,笔者曾因一项工作试图联系他,得知他在住院,当时以为他几周后会康复,但此后始终无法联系,没成想在年底等来噩耗。

12月21日傍晚,一位曾在国资系统工作的人士发来短信:往事历历在目,老主任锐意改革敢于担当无人超过。一位李荣融生前颇为欣赏、先后担任多家央企独立董事的教授难掩悲伤,对李荣融掌管国资委时期的国企改革感叹再三。

微信朋友圈里,转发李荣融去世消息和留言哀悼的,有不少国资系统人士、央企改革推动者,他们或间接或直接与李荣融有过工作交集,感怀溢于言表。也有在华工作多年的外企高管,比如德国博世公司中国总裁陈玉东,当年李荣融曾对博世公司的委托代理机制非常认可,反复提及并试图在中国的国企改革中予以借鉴。

李荣融抗战胜利前夕生于苏州,2003年至2010年担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这七年正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深度改革期,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经历大变革,改革进展显著,一个重要指标是,当时央企总资产从7万亿增至21万亿。当时的业界评价认为,央企在李荣融任国资委主任期间,实现了“做大”,并牢牢把控住最重要的上游产业领域。

但到李荣融卸任国资委主任时,他和同事们试图着力推进解决的央企垄断牟利、内部人控制等深层次问题并未完成。上百家央企按行业重组后形成的超大规模化效应,亦成为相关行业民营企业准入、竞争公平性等争议的重要注脚。

从多方面来看,当时央企普遍远未“做强”,这成为李荣融之后国资委必须面对的一大重任。相应的国企改革进程,亦在其后出现诸多新变化。如今李荣融人生已经划上句号,他曾投入精力、智慧和期望的国企改革,仍在改革任途上。

李荣融1968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分配到了无锡油泵油嘴厂工作。在一线国营企业一干就是18年,积累了比较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与基层员工相处融洽。1984年他出任该厂厂长,这是无锡第一家厂长负责制的国营企业。

但这个厂长不好当。李荣融回顾,前任厂长和前任党委书记不对付,大事小事都拿到党委会上讨论。党委会是集体民主决策,出了问题追究的是集体责任,这样的追责往往成空。

据说,多年共同工作的经历,让厂里职工们比较理解当时四十岁的厂长李荣融面临的工作难处,因此纷纷表态“尽量配合你搞改革”。李荣融自言短暂厂长生涯就做了一件事:定规矩建设制度,当时还没有后来那么清晰的法人治理结构,但李荣融和厂里职工们通过建立比较合理的组织结构和工作分工,尽可能把各项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头上。改革的实际推进并不容易,但责任分清之后的改革效果,还是逐渐受到各方面认可。

担任厂长期间,李荣融曾去德国考察博世公司,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博世处理好了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博世没有具体老板,资产由基金会管理,公司的重大战略决策由基金会负责,企业高管由基金会负责选聘。中国的国企也要处理好委托代理关系,国资委代表国家对国企履行出资人职责,国资委选派董事会负责国企的重大战略投资。这是一个道理。”多年后李荣融向笔者总结。

做厂长两年后,李荣融入仕。他先是被调入无锡经委,历经轻工业局、市计委、省计委等部门,1992年入京,深耕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直到出任正部级的主任和党组书记。时任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们非常欣赏李荣融的工作经历和才能,不断赋予他新的重任。

2003年国资委成立,李荣融成为首任主任,协助国务院主要领导,具体承担国企改革规划设计,在其后7年时间里,为推进国企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时候的国企整体积弱,管理体制不顺,一家企业往往有多个“婆婆”:产权归财政部,投资立项归当时的国家计委,日常运营归国家经贸委,劳动与工资归社会保障部门,高管的人事任免权归组织部和大企业工委。当时大家形成的基本共识是,这种“五龙治水”的格局自然导致权力分散、政出多门、互相推诿、管理效率低下。

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被很多研究国企改革的学者认为是上一轮国企改革的起点。此前国有资产管理并无统一而明确的方针,十六大报告确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确定了国家统一所有、分级行使所有权的原则,并且提出权力责任相统一,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结合的方针。

作为国务院特设机构,国资委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通过“管人管事”实现“管资产”,李荣融走上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舞台。

央企当时有196家,资产总额7万亿,体量虽大,亏损也多,有些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李荣融做的第一件事是大力推进央企的重组合并,要求央企加强主业。对所辖央企,李荣融发过一句狠话:三年内做不到行业前三,国资委给你们找婆家。他还主导国资委对央企整合提出两大集中原则:一是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二是向优势企业集中。

这样一个特设机构甫一成立,就对央企进行严格管理,甚至不惜采用行政干预手段,“既监督又直接参与管理,甚至主导企业之间的重大决策”,这在当时不央企人士看来,也是新成立的国资委的“非常态”,但不下如此重手,改革推进只会更缓慢。

面对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部分央企管理者背地里是有抵触的。当时有机械类央企高管告诉笔者,“国资委如果仅是监管机构,那它的职责就是政策制定与监管,像证监会一样做裁判员;如果仅是出资人代表,那它的职责就是派遣董事进入董事会;但现在国资委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方面站在国家高度上制定宏观的行业政策,一方面通过管住央企的高管直接介入企业管理。像是回到了以前的机械工业部。”

当时央企之间的一些重组合并,就是通过顶层设计,无偿资产划拨等行政手段完成的,这比较快实现了部分改革目标,因为并不完全遵循市场规律,相关合并也带来了后续新的矛盾。

不管外界如何议论,李荣融在主管国资委期间,坚定执行中央既定方针,强力推行国企改革。从结果上来看,国资委成立之后十年间,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既定目标,央企资产总额从7万亿元增长3倍,央企户数由196户减少到113户,44家央企进入世界500强。

新生的国资委,也由于这位强力领导,在中央部委中坐实了自己的地位。

李荣融在国资委任上做的第二件事同样艰巨,就是央企董事会制度建设。作为全民所有制的国企,多年来普遍存在政企合一、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现象,政府没有把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和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责分开。在研究专家们看来,政府之于国企是“婆婆加老板”的定位,使得国企无法像真正的经济组织那样遵循市场规律运作。为此,李荣融竭尽全力推进央企回归经济组织的主要属性,这就需要在技术层面完善委托代理关系。

李荣融当时认为,新加坡国资管理的“淡马锡模式”值得借鉴,最关键一条就是“落实责任,董事承担决策责任,经理层承担执行责任”。为此,在他的推动下,国资委曾要求中央企业在2010年之前全部建立起规范的董事会制度,希冀将决策层和执行层分开,提高决策效率,杜绝内部人控制。具体的措施就是,国资委给央企们派遣外部董事,履行出资人职责。

这个制度设计一度达成某种改革共识,但没有较好地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央企党委的作用如何体现,与董事会决策是什么关系?其后的改革进展是,得益于顶层设计中改革大思路的坚持,加上偶发的“二陈事件”(陈久霖中航油巨亏、陈同海中石化腐败),国资委抓住时机,适时推动了董事会制度在部分央企试点执行。

最早试点董事会制度的宝钢,提供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沪杭高铁是一个带有较强地方政府意愿的大型投资项目,2009年宝钢出资20亿元参与投资沪杭高速铁路,外部董事随即对项目与宝钢主业的相关性及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提出质疑。时任宝钢董事长说,外部董事在会议上对客流运量进行测算,提出投资参股后具体的对策和稳妥路径,并且跟踪听取项目后续情况报告。

这位董事长坦言:沪杭高铁项目最后还是上马了,但不少外部董事对此一直有争议,直到现在董事会还是认为这个资产要处置掉。两个原因:第一,客运项目不是宝钢的主业;第二,铁路部门刚改制,账目尚不清晰。他说:“我相信沪杭高铁本身肯定赚钱,但成本账不透明。”

在专家们看来,有了具有专业水准和独立立场的外部董事坚持,董事会应当更容易把维护股东权益放在首位,这也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作为国企大股东的政府利益。宝钢的一位外部董事说,董事会尤其是外部董事可以成为公司经营者和政府之间的缓冲地带,在涉及具体经营判断时,政府的意见不一定全盘接受,这给宝钢今后退出沪杭高铁参股项目留足了可能性。

2010年,李荣融从国资委离任。国企改革的深层次挑战,考验着后来者。

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有关专家解读,国有资本是国家在国有企业中的权益,政府应该作为控股方掌握国有资本,但目前国有资产未能普遍实现资本化。

多年来,国资委落实和推动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但产权层面的改革牵涉甚广,资产证券化任重道远。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陈清泰曾表示,产权层面之所以面临改革阻力,是因为不仅国有企业没有独立性,企业真正的投资人到底是谁也并不清晰。

国资委成立后十来年,五龙治水现象有所改善,但出资人和监管者的双重身份仍待清晰界定。业界评价认为,李荣融当时靠着对中央改革方向的决心和在央企的影响力,在推进具体改革过程中获得某种平衡,得到多数当事方认可,可谓“既有想法又有办法”。

而随着他离任,很多尚未完成的国企深层次改革,仍待各方面在更大共识下合力推进。